本报讯如果一种疾病正在快速蔓延，却长期被视为“个人问题”，社会将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这是“Cost of Inaction（不作为的代价）”这一概念所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在肥胖症议题上，这个问题正在变得迫切。
近日，一组数据将这一“不作为的代价”推向公众视野。礼来中国总裁发布了一篇题为《为肥胖卸下沉默的重量》的署名文章，其中提到：2025年我国超重与肥胖症总经济成本已达1万亿元，其中职场缺勤、效率流失、人才流失等间接损失占比近六成。
在这一背景下，礼来中国采取行动，宣布将正式将体重管理药物纳入礼来员工福利体系，为符合肥胖适应症同事报销相关处方药费用。这一举措正是基于“早期干预”的逻辑，通过在疾病早期阶段提供规范化医学支持，降低长期健康与生产力风险。在企业看来，愿意为科学进步与员工健康持续投资，是长期主义的一部分。
文章显示，在即将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礼来将提交政策建议，基于卫生经济学模型，呼吁将肥胖症防治关口前移，推动资源配置从昂贵的合并症治疗，转向控制早期风险。
长期以来，超重和肥胖症往往被简单归因为个人生活方式选择，被误读为自律失败的结果。事实上，医学界早有共识，肥胖症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疾病，与2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超200种疾病密切相关。当干预被一再延后，疾病负担便以更隐蔽、更昂贵的方式累积，最终转化为医疗体系压力、劳动力损耗与社会生产力流失。
这正是“不作为代价”的典型路径：早期可控的健康风险，转化为后期的慢病负担，最终演变成为长期的社会成本。
肥胖症，已不只是个体健康的隐忧，而是一项亟待系统回应的公共卫生议题。也因此，对于“不作为的代价”的讨论，不只是对既有损失的回顾，更是对未来风险的预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