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啊,你们完全不用公开招标,几万元的项目不强制使用公开招标,你们可以采用别的采购方式,又快又省成本!”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管股股长肖忠桦在电话这头扯着嗓子说,她的嘴角已经因着急上火“冒泡”好几天了。

  “不行不行,肖股长,我们还是害怕。您就告诉我们公开招标这个时间节点到底对不对……”电话那头还是固执。肖忠桦挂了电话轻轻叹了口气,这样的对话她早已记不清经历过多少次了。

  近年来,记者在多地采访中发现,在政府采购实践中,一种被业内称为“逢采必招”的倾向正在固化:按现行政府采购法律法规,预算金额未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的项目,本可以通过竞争性磋商、询价等更灵活的采购方式采购,这样既能压缩采购周期、匹配项目实际需求,也能减少不必要的流程成本。但是,哪怕政策条款讲得再明白,前来咨询的单位大多绕来绕去,最终还是会坚定地选择采用公开招标方式,不肯冒半分“自主决策”的风险。

  法律层面从未要求所有采购项目一律采用公开招标方式,制度设计留给采购人的选择空间并不狭窄。真正值得追问的是:为什么在“可以选”的地方,多数人却选择了“最长的那条路”?

公开招标为何成为“防弹衣”

  面对这一现象,应先理清一个逻辑,什么是“逢采必招”。

  中国机械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招标采购事业部原副总经理李杭告诉记者:“这其实就是‘可招或可不招一律招’。很多预算金额远未达到强制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的项目,本可以通过竞争性磋商、询价等灵活的采购方式快速完成采购,采购人却出于各种考量,执意采用公开招标方式。”

  这可以分两种情况进行分析。“一种情况是限额标准以下的货物、服务,采用公开招标方式完全合法,无须审批。可问题不在于合法性,而在于绩效,也就是财政部在对人大代表建议的答复中提到的‘小标大招’增加成本、影响效率。另一种情况是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符合法定情形并经批准后采用其他采购方式采购的项目,却仍习惯性采用公开招标方式,这属于不敢用制度弹性进行采购。”李杭说。

  那为什么会出现“逢采必招”的情形?多位受访者判断:对采购人来说,这是一种理性选择,可以减少追责风险。

  “‘小标大招’,怕担风险。现在巡视督查审计的重点都是政府采购,‘为什么不公开招标’是最常见的问题。”政府采购专家吴小明表示,在这种问责语境中,公开招标成了采购人手中最安全的“防御性工具”。选择采用公开招标方式,最坏的结果是被评价为“低效”;选择采用非公开招标方式,一旦判断适用情形出现偏差,就可能被定性为“擅自采用其他采购方式”,从而面临追责风险。

  两种错误的成本严重不对等,“理性人”的选择不言而喻。

  福建省南平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黄丹云在受访时还表示,一些检查单位如审计等部门不熟悉政府采购政策法规,他们认为公开招标是政府采购的主要方式,却不理解竞争性磋商、询价等也是合法的采购方式,其未审视采购方式与采购项目需求的匹配度。加之部分采购人对政府采购政策法规不熟悉,自然会倾向于“凡采必招”,以此规避潜在的问责风险。

  这种说法在代理机构的反馈中也得到了印证。多数代理机构还认为,“逢采必招”不是少数单位的个别做法,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普遍性。

  北京怀安正元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苏憬清告诉记者:“部分采购人主要担心不招标会被认为有问题、被重点关注,存在‘不敢不招’的心理,也有长期形成的路径依赖和‘不愿不招’的惯性。某单位有一批专项资金,对应4个采购项目,预算金额均未达到法定的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但采购人担心被审计认定为‘化整为零规避公开招标’,因此每个项目均履行了公开招标采购流程,甚至一个不足10万元的项目也单独进行了招标。”她向记者解释,“我们理解采购人的顾虑,但如果项目预算独立、内容相对独立,机械地逐个项目走公开招标程序,反而会增加不必要的工作负担。”

  不过,在委托代理关系下,代理机构本身也处于一个微妙的处境。采购人选择采用公开招标方式,代理机构按程序执行即可。若主动建议改用竞争性磋商或询价采购方式,一旦后续出现质疑或审计追问,代理机构往往要与采购人共同承受“为什么没有采用公开招标方式”诘问的压力。

  苏憬清补充道:“代理机构的合理建议,采购人接受度不高,这是当前较为普遍的现象。值得关注的是,上海市财政局2026年印发的《上海市采购人履行政府采购主体责任指导规范》强调,采购人不得‘一托了之’。可以看出,这种责任的传导已然断裂。”

“合规”背后也有代价

  如果“逢采必招”仅仅是多花一些时间,那么由此带来的成本或许尚可承受。但其真正的代价在于,它是以“程序合规”替代了“结果负责”。

  公开招标的优势主要在于公开程度高、竞争范围广、程序规范、社会监督充分。然而,公开招标并不适用于所有项目。

  李杭解释道:“如果每个项目都进行公开招标,那程序成本占合同金额的比例会特别高,小项目尤其不划算。有些项目采购需求不明确,更适合采用竞争性谈判或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

  同时,公开招标也并不等同于公平竞争。公平竞争取决于采购程序是否依法执行、信息公开是否充分、评审是否公正、监督是否有效,而不是由采购方式来决定。“在实践中,一些人容易将公开招标等同于政府采购,进而认为非公开招标的其他采购方式就是不公开、不合规。”苏憬清说。

  对此,李杭强调:“非招标采购不等于不公开,其竞争性并未削弱。”

  吴小明以财政部的相关答复举例:财政部表示,公开招标具有公开透明、竞争充分、程序规范等优势,但也存在采购周期长、成本高、不适用于复杂项目等问题。乡镇级政府采购项目金额普遍较小,未达到公开招标数额标准,“小标大招”容易增加采购成本、影响采购效率。为此,根据现行政府采购法律制度规定,政府采购工程依法不进行招标的,应当采用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或者单一来源采购方式采购。对于采购金额较小或者不能完全确定客观指标、需由供应商提供解决方案的采购项目,采用非招标采购方式,可以有效提高采购效率,实现优质优价采购。

  从具体实操情况来看,江苏省财政厅政府采购监管处副处长张国鹏表示,对于一些集中采购目录以外且限额标准以下的项目,相关单位应当健全和完善本单位的内控制度,结合采购项目金额、采购标的等实际情况,分类制定具体的采购实施办法,兼顾公平和效率,切实降低行政成本。对于地方财政部门,也可以制定相关的工作指引,指导当地各单位的内控制度建设,不断提升采购工作质量。

让“敢选”成为可能

  2026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修订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初次审议,其中删去了现行法中“公开招标应作为政府采购的主要采购方式”的表述,转向以“公开竞争为主”的采购理念。

  “这一改动的实质不在于否定招标,而在于把公开招标与竞争性谈判、竞争性磋商、询价、框架协议等采购方式置于平等可选的地位,由采购人根据采购需求和项目特点依法选择合理的采购方式。”吴小明认为,《修订草案》已经奠定了制度基础,下一步的关键是把这一导向落实到可操作的规则层面。

  某省财政厅政府采购处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修法是起点,配套的适用指引和监督口径也需随之调整,以此来改变基层的工作惯性。在现行政府采购法律制度中,“符合法定情形”的表述在基层操作中往往缺乏清晰的判断标准,采购人在面对一个具体项目时,很难笃定自己对该项目“属于哪种情形”的判断经得起事后审查。

  对此,李杭主张按品类和需求确定性编制适用指引,而不以“是否进行了公开招标”作为合规标尺。

  苏憬清则建议,通过指导性目录、适用情形清单等方式,进一步明确未达数额标准的项目采购方式选择规则和“化整为零规避公开招标”的认定边界。同时,推动监管、审计等监督口径进一步统一,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和结果导向,建立必要的容错纠错机制。

  能力建设同样不可缺位。苏憬清表示,不少采购人对竞争性磋商的程序细节确实“心里没底”,磋商文件的编制、磋商小组的组建、最后报价的组织,任何一个环节操作不熟练都可能引发质疑,而质疑本身就是基层最想避免的麻烦。

  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要靠培训和实践积累专业知识,另一方面要靠框架协议等工具承接小额高频采购需求——用信息公开和规则透明来实现竞争,而不是用等标期来证明竞争已实现。苏憬清还特别提到,应支持代理机构以书面建议、专业意见等方式留痕,使合理建议有渠道被看见、被采纳。当简便高效的方式在操作上变得真正简便,当专业判断有制度化的表达渠道,采购人才不会因为“不会用”或“不敢提”而坚持选择公开招标方式。

  “逢采必招”的消退,需要立法给出方向,指引给出抓手,监督给出安全感,能力给出底气。政府采购的制度目标从来不是在“招”与“不招”之间选一个安全的采购方式,而是在公共资金的使用中实现需求与方式之间的匹配。让采购人敢于根据项目本身的特点去选择采购方式,让代理机构敢于说出“这个项目不必公开招标”,不必担心被连带追问,让政府采购真正“物有所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