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席菁华朱清华
中国对于全球电气化的作用,首次被报告明确。
当地时间11月18日,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在土耳其安塔利亚COP31“中国角”主题边会上发布了《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英文版)(下称《报告》)。
《报告》称,目前世界电气化率稳中有升,中国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
这是中国首次在国际会议上发布电气化报告,展现中国电气化实践对世界绿色低碳发展的积极贡献。
《报告》聚焦全球电气化进程及中国发挥的作用、中国的电气化转型实践及国内外电气化发展趋势,指出新形势下全球能源转型战略预期增强,加快构建低碳电气化发展新格局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绿色发展意义重大。
《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电气化率达到22%左右,2015年以来累计增长约3个百分点。
中国的电气化率持续稳定增长,2015年以来累计增幅超过7个百分点。2025年,中国电气化率达到约29.5%,电力成为中国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3.1个百分点。
“10年来,中国电气化发展拉动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约2.4个百分点。”
《报告》指出,2015年以来,世界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年均增长6.8%,同期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年均增速达到10.2%,分别高出经济合作组织国家、东盟、欧盟同期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年均增速约5.0个、1.4个、4.5个百分点。
十年来,中国贡献了世界近一半的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助力全球风电和光伏发电项目平均度电成本分别累计下降超过60%和80%。
中国在电气化提升、可再生能源开发和成本下降中积累的技术、产业与系统治理经验,也正在外溢为区域能源转型的合作资源。
11月18-19日,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深圳举行,会议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据外交部11月19日消息,中方发布2026年APEC东道主成果清单,其中纳入两份电力领域自主贡献文件:《提升电力系统韧性的推荐解决方案》《构建适应高比例新能源的新型电力系统推荐解决方案》。
两份文件分别聚焦电网安全韧性与高比例新能源转型。
其中,《提升电力系统韧性的推荐解决方案》提出构建设施升级、市场机制、应急协同三大体系,推进跨境输电通道与海底电缆建设,完善跨区互济机制。
《构建适应高比例新能源的新型电力系统推荐解决方案》提出推动新能源主动支撑电网,发展虚拟电厂与多元储能,同时倡导亚太成员开展清洁能源联网互济,兼顾能源低碳转型与供电安全、电价可负担性。
“在清洁电源开发、电力系统协同运行和终端用能电气化三个维度,中国可为亚太伙伴提供可落地经验。”近日,绿色创新发展研究院(iGDP)副主任杨鹂也在界面新闻采访时表示。
在电源结构上,中国已经形成水、核、风、光等多种非化石电源共同发展的格局。
截至2026年9月底,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国总装机比重约60.94%,风光装机合计20.1亿千瓦、占比约48.66%,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越煤电;今年前三季度,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41.8%,风光发电量增量成为电力增长主力。
“这一过程中,中国积累了大型风光基地与远距离输电工程统筹建设、水风光互补、煤电灵活性改造等经验。亚太伙伴可结合本地资源禀赋、用电需求和电网条件,选择适合的开发组合。”杨鹂对界面新闻表示。
在电网建设和高比例新能源接入方面,中国的实践已覆盖功率预测、优化调度、跨区互济、电源调节、储能和需求响应等多个环节。
截至目前,中国与东盟已建成16条跨国互联输电线路,跨境绿电互济规模不断扩大;南方电网秘鲁配电项目、中广核马来西亚电站等相继落地投运。新能源领域,比亚迪、中国电建等企业的风光、储能、漂浮式海上风电方案已在智利、印尼等地规模化落地。
国际能源署(IEA)在《电力2026》报告中也提出,过去15年,中国终端用能电气化的推进速度远超过其他主要经济体,中国的经验对其他经济体有着参考价值,中国如何进一步推进电气化,也会深刻影响全球能源转型进程。
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副院长杨雷告诉界面新闻,按照国内权威机构评估,到2030年中国电气化水平有望超过35%,早于COP31发起的“35 by 35”全球电气化自愿倡议设定的2035年目标。
“拓展终端电气化场景,是消化快速增长的新能源电量、提升新能源就地消纳能力的重要路径,这也是国内持续推动电气化的动因之一。”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能源转型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何继江对界面新闻表示。
在其看来,不少经济体同样受益于光伏成本下降,正推动分布式光伏向工商业、离网微电网等多元场景渗透,电气化因此成为亚太区域共同的转型选项。
在设备、工程、产品等产业硬实力输出之外,亚太区域合作的重心正在向上游治理规则延伸。
如何提升中国在亚太能源领域“协同共治”中的软实力,也至关重要。
“软实力更多体现为共同愿景和理念认同——将应对气候变化视为共同挑战,把新能源和能源转型视为共同机遇,这本质上属于全球能源治理范畴。”杨雷说。
亚太地区能源资源分布、供需结构和对外依存程度差异较大,能源价格波动、供应链调整、极端天气及其他突发风险都可能冲击区域能源安全和经济运行。依托APEC框架加强务实协作,可进一步提升区域能源安全与韧性,促进清洁能源投资和产业发展,并使能源转型成果更广泛惠及各经济体。
北大能源研究院今年发布的《从产业实践到区域协同——亚太能源协同共治的实践与展望》显示,亚太能源合作已进入安全、转型与发展并重的新阶段。
在此阶段,区域能源合作不能只依靠单一的能源贸易或项目投资模式,而需要在产业、技术、基础设施、市场规则和治理机制等层面形成更加系统的协同。
杨雷也表示,中国企业开展的合作方式,呈现从单一项目、单一企业,向企业集群、产业链和生态构建演进的趋势,“如今越来越多合作以海外现代工业园区为载体展开。”
杨鹂则提出,亚太区域能源合作,需要区分成熟技术推广和新模式探索。分布式光伏、配电网改造、成熟的工业电气化技术,以及充电设施和有序充电,已经具备较好的推广基础。但源网荷储协同、虚拟电厂和V2G等,则需要结合当地电价、市场规则和供电条件逐步推进。
杨雷还提及,国内在车网融合、算电协同、零碳园区等方向已出台多项政策,零碳电动矿卡、风光储充一体化闭环等矿山场景实践也在持续探索。这些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未来可以向海外延伸,“但前提是有真实成功案例、所在国有共同意愿,并具备配套政策支持。”
杨雷同时指出,跨境合作仍面临多重制度性障碍。
在标准层面,产品国内认证后进入部分市场仍需重复认证,拉长项目周期、抬高资金成本;各经济体绿色评价框架和碳核算口径不统一,增加跨市场适配成本;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等新兴赛道的标准互认仍是待解难题。
在市场机制层面,部分经济体电网采用一体化运营模式,电价缺乏弹性,储能难靠峰谷价差形成稳定商业模式;部分市场设置较高本地化生产比例要求,例如本地产能占比门槛超过60%,在工业配套薄弱的地区很难落地。
在杨雷看来,这些问题恰可借助APEC的多边框架,通过顶层设计推动各经济体共同提出关切、协商解决问题,“先通过双边合作推动,再带动多边互认,逐步破局。”
“中国需要做的,是把硬实力转化为软实力,在技术标准、规范和政策协同层面形成引领,进而构建一个更具多边主义色彩、能够发挥各方比较优势、共同加速能源转型与发展的合作体系。”杨雷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