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财经上海11月18日电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近日就修订后的《关于加快发展本市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相较于2021年的版本,这次征求意见稿的基调是“总体稳定,局部优化”,即核心制度安排并无改动,七处修订集中于配建机制、房源并轨与考核表述等。业内人士表示,此次修订未放松保障力度,而是把筹措的起点从“一宗地”挪到“一个区”,真正的考验或许在于货币化配建的折算标准、资金监管与后续运营。

  从“地块配建”到“资金统筹”

  自2021年12月1日起施行的《关于加快发展本市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实施意见》(沪府办规〔2021〕12号),其配建要求是典型的“实物绑定”:新出让商品住房用地配建不少于5%的保障性住房,无偿移交政府,主要用作公共租赁住房;同时配建不少于15%的开发企业自持租赁住房,主要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

  此次征求意见稿把5%房源的用途改为“主要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允许各区结合实际需求实施货币化或集中实施配建,货币化配建资金专项用于房源筹措,可采取收购、改造存量房屋等方式形成房源,由区政府指定机构持有;15%改为各区按年度商品住房用地出让规模统筹配建,可由开发企业在项目内自建自持,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或市场化租赁住房,也可由区统筹面积、多种方式筹措。

  在这处修订中,“主要用作公共租赁住房”改为“主要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背景在于配租型保障房已经不再区分“公租房/保租房”两套规则,而是统一为“保障性租赁住房”一套规则,按保障性租赁住房的规则统一运营、准入、审核。

  而从“地块配建”到“资金统筹”,则被业内普遍认为是此次七处修订中“技术性最强也最有分量的一处”。

  上海交通大学住房与城乡建设研究中心主任陈杰认为,保租房“更多以存量挖潜为主而非增量开发”,其本质是政府和社会的一种“合作生产”。房地产服务平台智城联行分析,“配建”之所以从一个“土地出让条件”变成了一个可以交房、可以交钱、可以跨项目统筹、可以收购改造的“房源筹措工具箱”,有三个现实约束:中心城区无地可配,内环内保租房仅占全市4%,核心区房源几乎全靠存量改造,要求每个商品住宅地块都实物配建在中心城区难以落地;配建地块“小、散、贵”,一宗地可能只有几十套保租房,运营不经济,而只有集中成片才可能做出配套和社区;再者是自持运营能力参差,15%自持在上行期是“沉淀资产”,下行期是“现金流负担”,实物绑定容易导致“配而不建、建而不运”。

  “把‘死’的配建指标变成‘活’的资金池、房源池,能提高落地率,也能把房源导到真正有需求的地方。”智城联行认为,“增量供地”这条路接近尾声,供给必须转向“存量盘活”。

  引入社会资本资源的“下半场”

  据行业机构统计,截至2026年10月底,上海随申办“我要租房”平台保租房挂网项目为877个,供应房源约为30.4万套(间)。其中,新建类项目供给房源占比超60%,186个项目供应18.7万套(间);292个项目为“非居转改”(非居住存量房屋改建为保租房),供给房源8.0万套(间),占比约26%;另有399个“公保简并”(存量公共租赁住房项目整体转入保租房体系)项目供给房源3.8万套(间),目前占比仅12%。

  从空间分布来看,这些保租房房源目前依旧主要集中在中外环区域,浦东、闵行这类区域面积广、人口聚集度高、产业规模强的区域占据了供给的绝对主力,而黄浦、徐汇、长宁等中心城区供给依旧有限。这正是货币化配建与存量收购要解的题。

  根据《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十五五” 规划》,上海拟在“十五五”阶段新增保租房供应25万-27万套(间)。这一目标为预期性指标,不再设置硬性必达约束,这也意味着上海保租房自此将从“建得多”进入“供得准、住得好、转得动”的下半场。

  在这样的背景下,此次征求意见稿对房企而言,最直接的变化或许是成本结构。硬性配建指标变成可折算的资金安排,长期持有与运营的风险被前置解除,项目测算数据会更为清晰。但按什么标准折算、是否计入土地成本、何时缴纳仍待细则;在现房销售渐进的背景下,这笔钱如何影响资金峰值,也要重新算账。

  对区级平台与运营商,影响则更为复杂。平台有资金、有政策、有评估体系,收储环节竞争力强,但分散房源的改造、出租与运营却是许多平台的短板,这也恰恰是市场化运营商的机会与难点。房源分散、改造投入高、管理半径大,都会侵蚀“九折租金”(上海保租房定价要求不高于同地段同品质市场租金的九折)下的薄利。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提醒,收购、改造存量房屋的模式可能面临资金可持续性压力、估值公允性与道德风险防范、后续运营效率等问题的挑战。

  “从经济学原理上来说,保障性租赁住房难做,说到底是其收益具有外部性,即从社会整体上看收益很高,所以政府很有积极性去推动,但实操企业可得的收益很小,社会收益远远大于企业个体收益,导致企业缺乏积极性。”陈杰表示,按照这个分析框架来看,除了鼓励国企这样的承担社会责任的“社会企业”进入,还是要努力给企业增加收益,才能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本和资源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