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 江西浮梁县融媒体平台上一篇《北斗昭明——浮梁北斗书院兴衰考》如投石激浪，不到两天竟掀起23万的点击巨浪!这是何等惊人的数字!其背后，又潜藏着何等深沉的文化渴念?这岂止是文章的成功?分明是浮梁人对历史文脉的深情回眸，是时代对健康文化根脉的殷切呼唤。
江西是个好地方，浮梁曾是孕育了景德镇的母县，其“瓷之源、茶之乡、林之海”的美誉驰名中外。28万人口小县，浮梁历史上经济富庶，陶瓷文化星光灿烂，文化名流辈出，尤其近代史上，浮梁浮北乡村重文兴教，商业文明拔助的文化自建，培养了一批批文化俊才，这些出自乡野的文化传承人，犹如惊鸿一瞥点亮乡土，更为近代地方文化兴衰留下了闪亮的光芒!
如今，在喧嚣尘世之中，人们的心灵深处那份渴求从未消失。基于浮梁历史的灿烂文化，浮梁人张干明、钱锋先生倡议成立北斗文化研究会，张树安研究员以心血梳理北斗书院兴衰脉络，恰如为焦渴的田野引来大小北河一渠清流。其在筹备会上的一篇发言稿，经浮梁融媒体平台转发后，两天的点击量就突破了23万次，这一炸裂现象的背后，实则是23万颗心灵在文化荒漠中自发寻找清泉的集体回响——我们灵魂深处始终渴望着那些能滋养根脉、照亮心灵的文化甘霖!
张树安研究员曾是我中学老师，也曾担任浮梁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委政法委副书记，他不仅是我的先生和人生导师，也是我见过最干净的干部之一。张树安老师退休后一直执迷于种菜，更热衷于地方文化的挖掘与探寻，并且乐于其中乐此不疲。
他笔下的北斗书院，其名即如指路星辰，其史更如精神灯塔。张树安先生深入考掘书院兴衰，正是重新点燃这座文化灯塔的壮举。书院当年培育英才，如北斗引航，辉耀一方文脉;今日考证其史，亦如擦亮尘封的明珠，让历史智慧重新照见浮梁前路。这岂是寻常考证?分明是让历史长河中闪耀的星光，重新映照浮梁大地的崭新航程!
当23万次点击汇聚成流，这已不是一次普通的阅读行为，而是浮梁儿女一次深沉的文化自省。它昭明：唯有那些真正蕴含历史底蕴、承载精神高度、指引向上之路的文化活动，才能在时代洪流中牢牢扎根，并唤醒民众心底最深沉的认同。浮梁这场北斗文化研究热潮，恰如一面明镜，映照出乡村振兴之文化振兴最本真的动力：它源于民众内心自发，也必将植根于民众心底!
23万次点击量，岂止数字?那是23万颗心朝向北斗的仰望，20万双手对文化根脉的深情触摸。张树安先生笔下北斗书院的光芒，岂止属于历史?它正穿越时空，辉映今日浮梁人对精神家园的执着追寻。愿这束北斗之光，永不黯淡!它必将点燃更多地方文化薪火，于神州大地上熊熊燃烧，点亮更多心灵深处不灭的星辰。 作者系原《浙江日报》资深记者 吴中平
附张树安先生的作品：
北斗昭明——浮梁北斗书院兴衰考
张树安
2025-07-21 17:0923万+阅读 文苑
浮梁北乡，人杰地灵!大小北河，孕育了浮梁北乡璀璨夺目的文化瑰宝。回望历史，浮梁北乡的书院、书堂、私塾，曾如繁星般点缀其间，照亮了无数求索的心灵。然而，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岁月的风霜无情地侵蚀着过往的记忆。曾经灿若星河的文化印记，连同我们心中那最后的守望与阵地——北斗书院，许多珍贵的情节都已悄然湮灭在时光的尘埃里，留给我们的，唯有那些令人扼腕叹息的、零落的记忆碎片。即便是离我们年代最近的北斗书院，其辉煌过往，也早已不为今人所熟知。
北斗书院，创始于清末光绪年间。虽初创倡导者何人，初创具体何年，因史料缺失，我们暂未确考，但这丝毫不能掩盖其诞生之初的宏大气象!彼时，千年古县浮梁按方位分设东南西北四大书院。而我们习惯所称的“北乡”，涵盖蛟潭以北的峙滩、储田、经公桥、西湖、勒功、江村和兴田。承载着北乡文脉与希望的北斗书院，雄踞于北乡的中心腹地沽演下村——即今沽演粮站一带。令人怅惘的是，现代公路穿院址而过，只余下院址上部分残垣断壁、缩小的水塘和一块残碑在静静地诉说着往昔的荣光。
北斗书院是什么样子，今人没有见过。幸得曾在北斗书院求学、后在储田中学当过老师和景德镇工作的江村郑惟馨老人，留下的一篇回忆文章《北斗书院》，为我们描绘了这座文化殿堂的壮丽图景：
“北斗书院，坐北朝南，气象庄严!迎面便是一座雄伟的门楼，其上‘北斗书院’四个大字，横贯苍穹，气度非凡。门楼两侧，各砌有约六米高的方砖墙，通体以石灰粉刷，洁白如雪，呈‘八’字形傲然撇开。门前，一片宽阔的绿茵如毯，静候着求学的脚步。步入其中，但见布局精妙，处处讲究对称之美。其建筑规模宏大，空间异常宽敞，整整一百间房室，鳞次栉比，皆为两层楼房。内设会议厅、工作室、仓库、教室，功能齐备。穿过正门，两侧楼房间，豁然开朗处是一个宽阔的大操场。操场尽头，池沼如镜，花圃溢彩。池沼周边，垂柳依依，随风摇曳;空地与花圃旁，松柏苍翠，翠竹挺拔，各色花草点缀其间，生机盎然。书院最深处，一座魁星楼阁拔地而起，直指云霄!其楼阁顶端，四角飞檐翘起，气势磅礴。登临绝顶，极目远眺，方圆数里，尽收眼底，令人胸襟为之开阔!”
据目前掌握的文字记载，北斗书院早期的山长，是溠口的朱之翰先生——他也是后来山长朱帮道(朱大绶)先生的祖父。朱之翰乃清末进士出身，学识渊博，德高望重，在北乡文化界和文人群体中享有极高的威望与尊崇。须知，书院山长一职，绝非等闲之辈可胜任!必得由全北乡的文人学士共同推举，候选人不仅需有高深的学养功名，更需具备令人信服的崇高威望。
书院的架构是这样的，设山长一人，财务一人，杂役、巡察(负责山长和书院保护，到各地巡察催送田租)若干人。为何这里没有教书先生?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点，可能令人稍感费解：北斗书院自身从未直接开办过官办学校或常规教学。虽然它曾办过几期经学(即私塾)，但这与书院的主体功能是分开的。简言之，书院本身“兴教而不教学”。这需从古代书院的性质说起：我国传统书院，大致肩负着六大神圣使命：
其一，教育教学，设经学讲堂培养生员;其二，管理地方教育，选拔人才，其职能颇似今日的教育局;其三，学术研究、交流与传承，乃思想激荡的殿堂;其四，社会教化与时政监督，担当一方文脉的守护者;其五，图书资料的贮藏，犹如古代的图书馆与档案馆;其六，文庙祭祀功能。如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往往六者兼备。而我们的北斗书院，则简单些——它并不独立承担常规的办学之责。书院虽拥有教室、房间、课桌板凳等完备设施，但主要延请地方上享有盛名的教书先生前来开堂授课。书院无偿提供教室和教学用具，却并不支付先生薪金。先生的收入，全凭其学识魅力吸引学生缴纳学费。先生学问越精深，慕名而来的学子便越多，其收入自然丰厚，培养出的人才也更显卓越;反之，则难免门庭冷落。清末的朱之翰先生便是极负盛名的典范。
及至民国，科举废除，老学究渐失市场，新学之风日盛。此时，江村的郑伦元先生，既是山长，也是教书先生。他身为留日归来的海归学子，学识新锐，备受推崇。撰写北斗书院回忆的郑惟馨先生，以及江村的郑振球先生等，都曾师从郑伦元，并引以为毕生的荣耀!
民国时期，继朱之翰先生之后执掌北斗书院的，有其子朱舫良先生、其孙朱大绶先生。朱大绶先生升任国民党浮梁县党部书记长后，则由朱大来先生继任山长。江村的郑景尧先生，是沽演北斗书院的最后一任山长。
值得铭记的是，北斗书院除山长外，还设有校董会。陆续有十多位校董，如严台的江资甫先生、流口的张佩贤先生、后来还有梅湖的姚以南先生等十多位地方权贵贤达，都曾担任过书院校董，为书院发展倾注心力。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前文一直沿用“山长”之称谓。然而，到了北伐战争之后，北斗书院的主事人，其称谓已悄然变化——不再称“山长”，而是改称“团总”!不知其他地域的书院在民国时是否也如此称呼，但北斗书院确是如此。这“团总”之名，本是地方武装民团长官的设置。自朱之翰山长延续至民国，称谓便开始转为团总，此后皆循此例。这称谓的转变，或许正是那个动荡年代的烙印——军阀混战，割据一方，“有枪便是草头王”，枪杆子往往意味着话语权。用团总之名或有用枪杆子护卫笔竿子之意。
当时的北斗书院，虽非北乡的最高行政权力机关，但绝对是北乡最具权威、最有话语权的地方!书院每年会召集一两次集会(实为校董会)，由团总负责总召集。会议内容绝非寻常，它关乎北乡公益事业的新建与重修，更肩负着调解全乡各村乃至个人之间复杂的山田纠纷的重任。因为乡民们世代相传着一个朴素的信念：有了纷争，就要去找当地最有学问、最有威望的人来主持公道。北斗书院，正是这样一个汇聚了北乡顶尖文人与所有权贵精英的神圣殿堂!例如，校董张佩贤先生曾任六区(江村区)区长，姚以南先生后曾任五区(峙滩)区长，朱大绶先生更是官至浮梁县党部书记长。
书院自身拥有良田千亩的雄厚产业，其收入除维持书院日常运转外，更有一项惠及北乡的善举——资助北乡优秀学子外出深造!尤为关键的是，书院团总手下，掌握着十几条枪。在乱世之中，这便象征着绝对的权威与话语权!这些枪，在兵荒马乱的民国岁月里，无疑是个惹人垂涎的“好东西”。那时，红色政权已在北乡大部分地区星火燎原，流口、儒林、柏林、溠口等地，皆是共产党人活跃的区域;而石溪以北，则是白区的顽固堡垒。红区白区，对这十几条枪无不“心仪不已”。甚至邻近的祁门高塘，也组织起义勇队，三番五次深入北乡“围剿”红军。
历史的悲剧，在1934年农历八月二十三那个夜晚骤然降临!高塘义勇队从勒功翻山，直扑溠口，未遇红军，竟悍然洗劫溠口，焚烧三幢民房!随后，这群匪徒绕道到沽演，将魔爪伸向了北斗书院——他们不仅劫掠了书院的珍贵财物，更夺走了所有枪支!为了掩盖罪行，便于逃窜，这群文化刽子手竟丧心病狂地纵起一把冲天大火!熊熊烈焰吞噬着这座承载着北乡文脉的殿堂!那一刻，书院的教工、学子、当地村民以及大刀会志士，无不悲愤填膺，他们不顾一切地全力追杀高塘劫匪，沿河一路追击至下黄，可惜最终失去了匪徒的踪迹。劫匪们则经石溪转沧溪，从白毛仓皇逃回了高塘。
创办仅五十余载，凝聚着北乡无数心血的北斗书院沽演校园，就这样在冲天的火光中化为灰烬!这是北乡文化史上一次惨痛的浩劫!
书院剩余的田产，由朱大绶先生主持，按北乡的乐农、桃墅、全民、新政、兴田、峙滩六所中心小学平均分配，其收益仍用于兴办教育，延续着书院的文教薪火。而那些曾为书院呕心沥血的校董们，也依然矢志不渝地投身于教育事业。朱大绶先生回到溠口创办乐农初级中学;张佩贤先生则在流口，利用宗祠承恩堂办起了国民学校(张有帮、张纳容等曾在此求学);姚以南也在梅湖兴办学校(据说至今健在的陶学渊先生曾在该校执教)。
三年后的1937年，张佩贤先生再次挺身而出，发出重振北斗书院的强音!原来，自民国九年开始，张佩坚先生便在中渡口购置大片土地，兴建了一片坐北朝南、阳光普照的门面房，取名“朝阳巷”，门楼高悬“朝阳门”匾额，房屋用于出租。1937年，张佩贤先生力主在朝阳巷21号重办北乡公所与北斗书院，并亲自担任山长。原北斗书院的学东们，绝大多数都参与进来。此时的北乡公所，成为北乡人士议事决策之所;而朝阳巷的北斗书院，则化身为北乡学子前往景德镇求学或经景德镇外出深造时，一个温暖的落脚点与精神驿站。
这座承载着流离文脉的景德镇朝阳巷北斗书院，伴随着景德镇的解放，因时代变迁及原校董的命运转折，最终于建国前废止。从沽演初创到朝阳巷落幕，北斗书院存续凡七十余载，其命运跌宕，令人唏嘘!
北斗书院，曾走出了一批黄埔军校学生!目前所知，仅仅今江村乡一个乡，就有三个学子，走进了民国时期的中国历史，他们是“共和国不会忘记的烈士”、中共早期隐蔽战线的大英雄江式训，曾经著述出《抗战必胜论》的国民党少将朱云影，中国民主建国会34个创党元老之一的林涤非。可以肯定，建国初期北乡许多有文化的干部、教师，多从北斗书院走出。
去年，惊闻承载着北斗书院最后记忆的景德镇老城区的朝阳巷，将被陶文旅开发的消息，张树安、张田安两兄弟匆匆赶去，用镜头定格下了那些弥足珍贵的影像!至于北斗书院在朝阳巷的具体运行情况，那些尘封的细节，就只能寄望于未来成立的北斗书院文化研究社，去深入挖掘、细致考证了。
北斗书院是曾经浮梁北乡的文脉，也是浮梁北乡茶瓷商贸的商脉，是浮梁北乡曾经的精神文化家园。其兴教读书求学之风一直延续至今，正如清乾隆版《浮梁县志》主编凌汝绵在《昌江杂咏》所言“十户人家九读书”。近年来，峙滩镇及峙滩流口村率先倡励学之风，兴田接着跟进，经公桥港口有位叫计雄杰的老板，每年个人拿出钱奖励全镇考上大学的学子。浮北读书之风越来越浓烈，浮北人才辈出如大小北河源源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