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有助于平抑经济波动，应对经济衰退。

　　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斯坦福大学教授Robert E.Hall、哥伦比亚大学教授Michael Woodford，以表彰其为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奠定的微观经济学基础。

　　Hall和Woodford带来了宏观政策的范式变革。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令西方经济体面临高通胀、高失业率、低增长并存，并导致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失效了，这也让宏观政策遭受冷遇。在这样的背景下，Hall和Woodford创设新凯恩斯主义模型，显著提高了政府和中央银行实施宏观政策的能力。

　　这些模型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是：家庭和企业都会基于预期来决策。这些模型带来的洞见已成为各国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门宏观经济模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Hall于1943年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现任斯坦福大学教授。Woodford于1955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奇科皮，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们两人都从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系长聘副教授包特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两位获奖学者都重视理论与现实证据的结合，Hall尤其善于实证检验，Woodford以理论见长，同时运用数量模型比较不同政策的效果。包特表示，Woodford与政策实践的联系尤其值得强调，他曾任纽约联储货币政策顾问小组成员，2016年，时任美联储副主席Fischer明确指出，他的理论贡献经常构成美联储政策讨论中经济分析的核心部分，因此，他的影响已经深入央行的实际工作，是一位具有鲜明经世济民色彩的经济学家。

　　关注预期

　　Hall和Woodford都高度重视“预期”对个人和企业决策的影响以及对政策举措的作用。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永钦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Hall的重要贡献，是在生命周期和永久收入理论的基础上，将理性预期引入消费分析，并提出可以用数据检验的预测：人们会根据对未来收入的判断安排当前消费，而消费的新变化主要来自未预料到的新信息。

　　“人是往前看的。如果担心未来收入下降，即使当前收入有所增加，也可能将较大一部分存起来，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王永钦说，这一研究深化了对宏观政策传导机制的理解：政府发钱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刺激消费，既取决于人们如何判断未来收入，也取决于其当前的财务状况和融资约束。“对于手头比较紧的家庭，增加收入往往能更直接地带动消费。因此，政策不仅要关注预期，也要关注支持对象。”

　　Woodford是现代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中国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钟辉勇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Woodford从家庭消费和企业定价的最优化行为出发，将价格黏性、理性预期和货币政策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并进一步从社会福利角度研究最优货币政策。

　　王永钦认为，Woodford相关研究的一个重要现实意义，是系统说明了货币政策如何通过当前及预期的未来利率影响经济。家庭消费和企业投资都具有前瞻性，因此，央行对未来政策路径的沟通，也可能影响今天的经济决策。

　　“央行不仅通过实际调整利率发挥作用，也可以通过可信的前瞻指引影响市场预期，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要许诺降息，就一定能迅速刺激经济。”王永钦说，政策效果取决于承诺是否可信、市场如何理解政策信号，以及金融体系能否将政策变化有效传导给家庭和企业。

　　在进一步谈到货币政策为什么能够影响实际经济活动时，王永钦解释，新凯恩斯主义框架中的一个关键机制是价格和工资黏性，即价格、工资无法随着经济变化立即、充分地调整。需求下降时，企业可能首先减少生产和用工，从而造成经济下行和失业增加。适当的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影响实际利率和总需求，缓解这种调整带来的损失。

　　“价格和工资黏性，是这一框架中货币政策具有短期实际效应的重要原因。但即使价格比较灵活，也不能据此认为政府无需干预，因为金融摩擦、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同样可能影响经济运行。”王永钦表示。

　　授奖背后的现实需求

　　过去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分别颁给了经济增长理论、制度经济学、劳动经济等领域的经济学家。具体来看，2025年，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获奖，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阐释；2024年，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詹姆斯·A·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获奖，表彰其对制度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影响繁荣的研究；2023年，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获奖，表彰她对促进女性劳动力市场结果理解的研究。

　　“在经济不确定性上升、政策面临多重目标的背景下，如何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是很现实的需求。”包特说，今年更聚焦经济波动及其治理，“相较而言，我觉得今年的政策性和技术性更鲜明，学派色彩以及引领社会思潮的意味相对淡一些，更强调经济学怎样帮助解决具体问题。两位获奖者的学术分量都很重，但授奖理由仍然清楚地指向具体贡献——我们为什么能够更好地理解家庭和企业的行为，又怎样据此改善宏观政策。”

　　钟辉勇认为，前两年的诺奖主要回答长期增长的动力来自哪里，今年更关注经济受到冲击时如何保持稳定。两者并不矛盾，长期增长需要相对稳定的宏观环境，宏观稳定也有赖于经济的持续发展。“今年的诺奖尤其提醒我们，宏观政策的效果不仅取决于政策本身，还取决于这些政策如何影响居民消费、企业投资和招聘等具体经济行为。”

　　对当下中国有何启示？

　　两位诺奖得主的研究对当下中国宏观政策制定有何启示？

　　王永钦认为，应重视家庭和企业对未来收入、就业和经营环境的预期，并通过可信、协调和持续的政策增强信心。“预期管理不能仅靠表态，还需要有实际政策支撑。政府应加强与市场沟通，了解家庭和企业面临的困难，让公众理解政策目标、实施路径和后续安排。”王永钦说，Woodford等人的研究为许多国家央行的政策分析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其中一个启示就是，政策的透明度、可信度和执行的一致性会影响政策效果。

　　他强调，宏观政策既需要科学分析，也需要对现实经济作出准确判断。“政策力度要与问题的性质和程度相匹配，实施节奏和部门之间的协调也很重要。力度不足可能难以扭转预期，但并非完全无效；力度过大也可能带来新的风险。关键是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并根据实际效果及时调整。”

　　包特认为，基于Hall的研究，促消费需要与稳就业、持续增收结合起来，从这一视角出发，完善医疗、养老等保障，减少家庭对未来支出的担忧，也有助于释放消费意愿。同时，不同家庭的反应存在差异：对储蓄较少、支付能力不足的家庭，及时的补贴和收入支持仍可能较快转化为消费。短期支持与长期保障可以相互配合。Woodford的研究进一步说明，政策的可信度和可预期性会影响今天的消费与投资。明确政策目标、解释调整条件，并通过落实建立信任，有助于增强政策效果。

　　“我尤其看重其中的整体性视角：财政、货币、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需要围绕家庭和企业面临的实际约束形成配合。”包特说，宏观治理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不能把复杂问题简化为对“放水”或“发钱”的笼统赞成与反对。真正需要研究的是，支持谁、通过什么渠道、采取多大力度，以及不同政策怎样共同发挥作用。

　　“对中国而言，两位学者的研究启示在于，宏观政策能否有效发挥作用，关键要看能否改变居民和企业的实际决策。”钟辉勇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需要针对影响消费和投资的实际约束加强配合。同时，应增强政策的连续性和可预期性，让市场主体敢于作出长期决策。评价宏观政策效果，不能只看财政支出和信贷投放规模，更要看居民消费、企业投资和招聘是否真正改善，推动需求扩大、就业增加和收入增长形成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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